东汉初年，佛教东渐，彭城作为汉代东部地区的重要城市，虽然不是佛教最先抵达的地方，但却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首兴之地，因为彭城及附近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多个第一。对中国佛教渊源研究颇深的荷兰汉学家许理和认为：“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期，佛教已经渗入淮北地区、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这个区域最重要的城市彭城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它实际上坐落于陆上丝绸之路从洛阳向东延伸至东南地区的大路上，而外国人习惯于从西面到达这座城市。”
●新闻背景
1月11日，徐州土山二号墓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初评。这一历时40年的汉墓考古项目，由于墓葬早年被盗，墓主人是谁尚是一个谜题，其中东汉楚王刘英和此后的若干彭城王的可能性进入专家推论的视野。
东汉初年，佛教东渐，封于彭城的东汉楚王刘英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位佛教信徒。本期专题，江苏师范大学程大中教授以东汉刘英在彭城大兴佛事的史实为依据，阐释了彭城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地位与影响。
楚王刘英为史书记载的中国第一位佛教信徒
按照佛教史专家的考释，佛教传入中国前期是和神仙思想、祭祀方术混同在一起被民众接受的。彭城一带是黄老学说的策源地，老子曾在沛地潜心悟道达10年之久，后著五千言《道德经》；道家先驱庄子一直生活在附近的蒙城一带，后著有道家经典《庄子》一书。因此，以神仙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黄老学说在此地一直比较流行。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集门客著《淮南子》一书，其中主要宣讲的就是黄老学说。如依佛教史专家的考释：异域之佛教欲在中国立足并求得到认可，必应先依附于其它迷信形式方可先于生存。如此，佛教首先在彭城一带依附道家思想而存在就不难理解了。并且，道家崇尚虚玄，而佛家崇尚空寂，二者思想比较接近，正如后来范晔在《后汉书》中论佛教说：“祥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迁之宗，道书之流。”其思想表征和道家信仰的基本接近，以及佛教有意而为的依附，是佛教为何最先在彭城这一道家思想兴盛之地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而且，在古代中国的版图上，彭城一直是交通南北、联络东西的商埠重地，其发达的经济、活跃的文化、众多的人口也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被封为楚王的刘英赴彭城就任。到彭城后，刘英依托彭城四通八达的交通区位优势，交接游侠之士，迎纳众多宾客，且嗜好于黄老之学。乐于迎纳众多宾客为刘英较早接触东传佛教的弥陀提供了可能，而嗜好黄老之学则使其具有了接受佛教教义的相近思想认识基础。
大概刘英认为佛教是“道书之流”，因此他对佛教接纳的方式是把西来的宗教化的浮屠和老子供奉在一起，即如汉明帝言：“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当然，我们还不能就此断言楚王刘英是中国信仰佛教第一人，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应该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其传入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于刘英赴彭城任楚王的时间，但由于最初的信徒可能多为异域胡商或民间百姓，所以得不到正史的重视而无史料可寻。大概是由于刘英以楚王的东汉贵族身份信仰佛教，且得到汉明帝的认可与赞许，“浮屠”才得以在《后汉书》中出现。毋庸置疑而应该可以认定的是，楚王刘英是被史书记载的中国第一位佛教信徒。
刘英对佛教的信仰和虔诚，也影响感染了汉明帝。汉明帝为刘英下诏两年后的东汉永平十年(67年)，他梦见头顶光环、全身金光灿灿的西方大神在金銮殿的上空飞翔，于是派郎中蔡愔到西方请来竺法兰和迦叶摩腾两位西域高僧。蔡愔一行还用白马载来了《四十二章经》，汉明帝为示重视，建了中国最早的寺院——白马寺，这就是著名的“白马东来”的典故。但这个记载始见于汉传本《四十二章经》中，并未出现在正史之中，因此从史料价值上来说，反而不如汉明帝下给楚王刘英的诏书重要。
楚王刘英信佛虽然得到汉明帝的认可，但由于此时佛教尚未得以广泛传播，并且一个身居要位的皇家贵族不潜心学习儒家治国经典，而整天带一帮异域游僧建庙信佛，确实很难被正统的士大夫们所接受。
公元70年，一个叫燕广的人告发楚王刘英与渔阳王等造作谶纬及图书，存在谋逆的行迹。朝廷派人调查，发现刘英广泛结交迎纳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确有谋逆嫌疑。虽然刘英如汉明帝所述沉迷于“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未必就有谋逆造反之意，但作金龟玉鹤、刻文字当符瑞的行为，的确犯了朝廷的大忌。因此，主管官员参劾刘英“招聚奸猾，造作图书” 、擅自增减官秩、设置诸侯王公两千石企图谋逆，奏请皇帝诛杀刘英。
汉明帝刘庄与楚王刘英虽不同母，但毕竟都是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念兄弟之情不忍杀之，乃废刘英楚王位，贬其到丹阳郡，仅享五百户的封地。不知是为了彰显刘英作为皇家贵族的尊贵，还是恶显刘英的受贬落魄，以大鸿胪为首的护送队伍，一路上吹吹打打喧嚣而行至丹阳。笃信黄老及佛教的楚王刘英不知因何感想，到丹阳后不久竟自杀而亡。汉明帝没有想到刘英会自杀身死，两年后他来到彭城，召见刘英的母亲许太后和刘英的妻子儿女时，失声落泪。三年后，汉明帝过世，汉章帝即位，加封了刘英的六个儿子为列侯。数年后，许太后过世，汉章帝派光禄大夫持节治丧，同时迎回楚王刘英的灵柩，改葬彭城，享用藩王的礼仪，追加谥号为楚厉王。后来汉章帝还来到彭城，召见了刘英的妻子和孩子，并“厚加赏赐”。
大概让楚王刘英和汉明帝都没想到的是，一直未得到朝廷和社会广泛认可而影响平平的佛教，在100年后，刘英所创的佛道同祠、一起膜拜的供祭形式堂而皇之地发展到了皇宫廷院之中。汉桓帝在宫中为黄老和佛教同时立祠加以祭拜，佛陀和黄老同时成为了皇帝拜祀的偶像。《后汉书·西域传》对此记载：“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
佛教自此正式步入了皇家殿堂及百姓家中，并在后来的数百年间发展成为与儒、道齐名的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思想。
首在下邳建造东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由于楚王刘英及手下居士奉佛，因而彭城及周边地区开始流行佛教，并在后来出现了官吏出家以及大造佛寺的壮举。如祖居下邳的南朝梁时著名僧人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卷5《喻疑》中就记载：“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始有讲次。”广陵、彭城二相是否出家，正史未见记载，但汉末彭城东部下邳之相笮融曾笃信佛教，并利用负责三郡漕运的职权，把钱粮用来大造佛寺，被正史实录。
据陈寿《三国志·吴书四·刘繇》记载：汉灵帝时，丹阳(今安徽省宣城)人笮融参加黄巾起义失败后，聚众数百人投靠徐州牧陶谦(当时徐州牧治所设在下邳，后来曹操攻占下邳斩杀吕布以后，方将徐州牧治所迁往彭城)。陶谦令他督管彭城(今徐州)、广陵(今扬州)、下邳(今徐州睢宁县古邳镇)三郡(国)的漕运，并兼任下邳相。
笮融信仰佛教，他在职期间，利用职权把漕运和下邳的一些所得用于建造浮屠祠。《后汉书·陶谦传》记载：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其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三国志·吴书四·刘繇》也有记载：“笮融者,……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佛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后汉书·陶谦传》和《三国志·吴书四·刘繇》所载笮融花巨资修造浮屠寺，发生在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笮融所建浮屠寺规模宏大，寺中有塔，上有金槃，下有重楼，塔为九层八角，每层皆有飞檐，每面镶有铜镜，塔顶亦有一面铜镜朝天，称为“九镜塔”。堂阁周围可容纳3000多人在其内课读佛经，佛像外涂黄金、披着锦彩的袈裟。每到浴佛会时，在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来参观、拜佛的百姓达万人之多。由此可见，当时浮屠寺气势之雄伟，浴佛会铺排之奢华、场面之宏大，确实为世所罕见。
笮融虽负责彭城、下邳、广陵三地之漕运，但由于兼任处于三地之中的下邳相，其治所在下邳，因此就其利用权利调用钱粮、劳工方便而言，其所建如此大规模的浮屠寺当在下邳。《后汉书·陶谦传》中所载，也应是下邳浮屠寺之景象。下邳浮屠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以佛塔为中心、四周围以堂阁的浮屠寺，这是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中国佛教寺院。
笮融在下邳所做的各项佛事，无意中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具建设性的彪炳性功业。他所兴建的佛祠、佛塔以“上累金槃、下为重楼”的结构，成为我国早期佛塔的基本塔型，并且这一佛寺布局的形式基本上延续至唐代。祠内所塑之黄金塑身的佛像也是我国文献上有关佛像铸造的最早记载。
另外，笮融对在其管辖境内的佛教信徒还给予了免除徭役赋税的政策待遇，而这一做法也成为以后历代官方支持佛教的举措之一。同时，笮融继楚王刘英之后的这些佛事活动，使彭城、下邳在此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都是我国佛教的重镇之一。
下邳人严佛调是汉人出家及翻译佛典的第一人
至汉桓帝刘志时，佛教虽然经皇家所认可，正式登堂入室与老子同享香火祭拜而开始得以传播，但由于佛教来自西方异域，却从无汉人出家皈依，一直到汉末依然如故。诚如后来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王度奏疏称:“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
虽然王度称汉人皆不得出家，但期间也有个别例外。汉桓帝时期，时为徐州下邳国属地的临淮(今盱眙县)就出现了一位名为严浮调的人，信佛出家做了和尚。
大概由于彭城、下邳一带一直为东汉时期的佛教兴盛之地的原因，地处不远的临淮人严浮调，以汉人的身份第一个走进了佛门。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出三藏记集》中记载称：严浮调“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
不仅如此，严浮调还将自己名字中原来的浮字改为佛，名曰严佛调，以示其自己与佛有缘。后来他在其所著的经书中还署名“严阿祇梨浮调”，阿祇梨为佛教术语，指佛教之导师。应该说，严佛调出家向佛是汉人中的特例，因此严佛调也成为见诸文献的汉人出家佛教的第一人。
虽然《出三藏记集》卷5《喻疑》中也有：“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始有讲次”的记载，但“广陵、彭城二相”具体为何人?后来做了哪些佛事，书中再无后续内容补充祥叙。况且，即便有广陵、彭城二相出家之事，其时间也晚于严佛调出家之时。
严佛调不仅是汉人出家佛教第一人，而且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入佛门后曾配合安息国居士安玄翻译佛经，后来又独自翻译了大批佛经，而且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解明悟，撰写了一些佛教经书。
翻译佛教经文始自汉桓帝时期的安世高。安世高本为安息国太子，自幼信奉佛教，他在即将即位国王时出家修道，并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年)到达洛阳。安世高来到洛阳时，佛教的信奉者还多把佛教当成是一种神仙方术，因而把佛当成是祭祀的对象，焚香膜拜，祈求长生。安世高认为这有违佛家普世向善的教意，为让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佛教，于是萌发了译述佛经的宏愿。史载安世高共译经41卷，数年后，出游去往南方，最后踪迹不详。严佛调进入佛门时即师从安世高学佛，久与相处，亦通胡语，精佛学。
汉灵帝末年，安息人安玄东行经商，定居洛阳，后因功被朝廷封为骑都尉。安玄为信仰佛教的居士，他秉守法戒，严格自律，博览并诵读群经，并常以弘扬佛法为己任。安玄是一个聪明和善于学习的人，他来洛阳不久就通晓了汉语，为了宣扬佛法，他立志于翻译佛经，但他对汉语的理解掌握毕竟有限，于是就和当时唯一的汉族僧人严佛调合作翻译佛经。汉灵帝熹平元年(181年)，安玄与严佛调共译《法镜经》《阿含口解经》，“都尉口陈，严调笔受”(安玄口译梵文，严佛调提笔记录)，然后，两人再斟酌字句、修饰润色，以便语句更加完整合意。
严佛调与安玄，一汉一胡、一僧一俗，二人合译佛经，不仅开创了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先河，而且推动了佛教的更快传播。严佛调和安玄合译的第一部佛教经典是《法镜经》，这部译经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被评为“尽经微旨，号为难继”，即所译经典能契合佛经中深奥的道理，且后人难以继承他们的功业。后来严佛调渐通梵文，至东汉中平五年(188年)，又独立译《古维摩诘经》《十慧经》等六种佛经为汉文。
严佛调还是中国自撰经书第一人，他在佛学研究和助译中，提高了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和体会，于是便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著书表达出来。他动笔撰述，阐明佛理，传世撰著为《沙弥十慧章句》。其自序称“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韬弘稽古，靡经不综……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长无过庭善诱之教，悲穷自潜，无所系心。于是发愤忘食，因闲历思，遂作《十慧章句》。”
因严佛调开始向安世高学佛，听讲禅数，唯十慧之义未及详闻，而安世高离去后，故发愤著此章句，申明先师遗旨。严佛调在学法、助译过程中心领神悟，发师所未发，悟经中深昧，开汉人佛学者著书立说之始，对后世高僧著述影响极大。
自东汉永平至延康年间，天竺、大月氏、康居、安息等国每年都有高僧来到中土传道或译经。受此影响，严佛调一直怀有到佛教发源地及西域有关国家学习交流的愿望。公元192年春，严佛调在古稀之年，离开家乡前往天竺、大月氏等国，学习了解佛教精义，并宣传自己对佛教的理解感悟。严佛调此行，受到当地信众的欢迎、推崇与爱戴。严佛调后积劳成疾，客死他乡。(程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