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投资种业就是投资农业未来。因此哪怕在种子研发环节比龙头企业多付出一些，也要千方百计寻求合作，争取进入种业市场这条赛道。”这是镇江市丹徒区神农氏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兵兵眼下最大的愿望。
王兵兵期待的背后，一方面是全国种业改革大幕开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是种子和耕地，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优良品种选育推广，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另一方面，则是省内外普遍存在的种业产业链发展问题—部分处于产业链下游末梢的种植大户依旧被挡在种子流通市场的“大门”之外，解决种业市场中碎片化经营等问题依旧是当务之急。
“末梢力量”，渴望融入产业链条
地里麦子长势旺盛，处在拔节孕穗阶段的小麦，在春风的轻拂下泛起醉人的绿色“麦浪”。再过两个月等小麦成熟收割完毕，王兵兵就该考虑下一季的玉米和大豆种植。3500亩规模的种植面积和多达6代、将近7年的大豆种子繁育经验，不仅让他成为世业镇最富实力的种粮大户，也促使他倍加期待早日获得进军省内种业市场的“入场券”。
王兵兵的信心，源于合作社既有育种能力。可令他感到“有劲使不出”的是，即便合作社选育出来的大豆种子亩产能力较市面常规豆种高出一些，作为一般村镇企业，想获得种子入市流通的资格仍然很难。王兵兵介绍，资质获取不仅涉及企业经营规模和耕地面积，还需有相关设备、技术人员与销路。
“最大的难处还在于土地。”世业镇另一位种植大户表示，获取种子流通资质的前提，是村镇种企手持的土地流转协议在镇政府土地流转平台上可查询。可是，最终选择走“这条路”的人却不多。“若通过村集体承包耕地，选种大豆等传统粮食作物的土地流转成本是种植普通经济作物的1.5倍。这样一来，大户们若是最终选种市场售价较为平稳的粮食作物，自然会避开村集体，直接跟农民签协议，土地流转成本还能低一些。”这位种植大户坦言，他们的心里始终揣着一本“经济账”，但是，绕开村集体签订的协议“盖不了村办的章”，最终无法录入镇政府土地流转平台，“上不了平台，我们便没有进入市场流通的资质，繁育出的种子只能自我消化，难以物尽其用。”
“打赢‘种业翻身仗’，不应仅是龙头企业与科研单位的事。这场仗同样关乎我们，我们也想抓住机遇，沿产业链向上攀爬、走向市场。”王兵兵说。最近，他试图与省内龙头种企大华种业有限公司接洽，“龙头企业能带来更多附加值，就算我们在合作中付出更多，也要跨过‘断头路’，千方百计进入‘种业市场’这条赛道。”
种业产业链的“末梢力量”，不论是有一定育种能力的合作社，还是更为依赖龙头种企的普通种粮大户，都期待龙头种企进一步下沉、产业链条纵向整合。
丹徒区丰产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凌鸿直言，广大农户支持产业集中度提高、期待市场多发声、积极参与种业改革，最终希望看到的局面很简单，就是更好的种子能卖出更优的价钱，粮食安全得以保障、农民种地又有钱赚。
“推动种业发展，技术投入是基础、市场价格是保障、农民收入是旨归，三者相辅相成。”大华种业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进强分析，没有持续的技术投入，就不能持续开发推广优质高效新品种，合理的种子价格和农民收入便失去根本；没有较好的市场价格，企业效益没有保障，技术投入难以为继，农民收入同样失去根本；而农民实现不了好的收入，不仅背离种业改革初衷，购买力下降也会对种子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压力，进而影响企业技术投入和国家粮食安全。
“主力部队”，仍待积蓄市场能量
“‘十三五’以来，国内、省内种业发展呈现新品种竞争白热化、主粮作物种业与多元作物种业发展失衡、种植形态深刻变革等趋势。”王进强认为，2017年以来每年国内审定品种数以千计，缓解了市场品种紧缺局面，但激增的品种数量也使市场碎片化，新品种难以做大，优势特色种子研发难度大幅提升，单个品种越来越难支撑企业效益，资本实力日益成为重要推手。此外，国内育种创新的重心集中在玉米、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上，对蔬菜、饲料等小宗、特色经济作物重视不够，也导致这类作物种子严重依赖进口。
“打好‘种业翻身仗’，市场发挥的作用一定是广泛而深刻的。”大华种业总经理陈付祥认为，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仍需强化市场导向，依靠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商业化转化应用，都必须顺应不断升级调整的各级市场需求。”
高端大米在国内兴起，就是最好的佐证。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一份报告提出，平均单价在10元/公斤以上的国内高端大米产量近年来平稳增长，预计到今年底将突破100万吨。“不过，相比泰国香米等国外品牌，国内厂商在市场上的认可度依然有待提高，说到底，种子的持续改良会对大米的口碑带来决定性作用。”种业市场观察人士王旭说。
行业对于市场的期待，还来自于一个重要数据暴露出的巨大“短板”——当前我国种业企业数量超过5000家，但产业集中度却远比种业先进国家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种业集团更是少之又少，集研发、生产、流通等标准于一体的“统一种业大市场”尚未形成。投资行业分析报告显示，至去年5月，国内排名前十种企的市场占有率仅为16.83%，而全球前十种企的市占率却高达60%。
另一组数据更为触目惊心——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有关专家透露，目前，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在其销售额的1%，甚至不及1%。
客观来看，数据对比暴露出的问题便是：以龙头种企为主的“主力部队”或体量不够或数量偏少，难以支撑从农业大省到农业大国种业大市场的需求，更不用说在全球现代农业发展的版图和国际竞争中，获取足够话语权。
“种业企业小而散则必弱，弱则难以承担攻坚任务。”陈付祥坦言，企业实力有限，诸多市场有需求、企业积极开展研发攻关项目很可能“力不从心”。
记者注意到，有关种业市场的讨论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3月20日，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在海南三亚开幕。会议透露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内种业发展要注重研究把握好的“五对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常规育种与生物育种的关系以及创新与保护的关系。会议指出，完善种业扶持政策，“要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种业翻身仗离不开“市场升级”，“市场升级”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助力。
实际上，做大做强，也成为江苏最大种企大华种业的发展方向。目前，该公司在省内年产销常规水稻、小麦种3.5亿公斤以上，而为增强企业竞争力，仅仅在2018年，公司就完成两次并购。其中，对于江蔬种苗的并购，便有利于公司快速进入蔬菜种子行业，改善种子产品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优化资源配置。
“有形之手”，需为市场持续造血
大华种业的资本运作，并非“一家独秀”。“一个明显趋势是，种业并购越来越多。”东莞证券行业分析师魏红梅说，2016年对于行业而言是一个“分水岭”，正是那一年开始，种业并购事件数量增幅明显。所有并购事件中，作为行业龙头的主板上市公司成为“主力军”，参与投资次数61次，合计投资85.86亿元，占投资总额84.57%。
国内种业市场“主力部队”，由此找到打赢“种业翻身仗”的希望。然而，打胜还有一个前提——必须在持续造血的环境下去打。“当绝大多数种业企业仅具备有限的自主育种能力时，全国超八成育种资源和人才正聚集在科研单位。”魏红梅认为，在商业化育种资源向企业持续有效流动的机制尚不健全时，企业育种资源聚集难、人才引进难问题就显现出来。
如何破局?市场“无形的手”要有政府“有形的手”来支撑，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应运而生。
比如，同在“鱼米之乡”江苏的南通大熊种业，从3000多家玉米种子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玉米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联合体的21家企业之一。大熊种业首席科学家李平介绍，种质资源是种业公司的核心价值，作为“育种原材料”，种质资源是品种培育的起点，决定未来育种目标的设定与实现。然而，当前跨国公司客观上已形成对种质资源的垄断，“我们则开发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芯片以及相关数据分析方法，对于打破当前品种换代面临的种质资源瓶颈，具有深远的意义。”
种质资源被业内视作真正“卡脖子”的环节，并由此引发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假创新。
“种业发展首先要有种质资源，然后利用种质资源搞品种创新，最后才是去种植，这个过程环环相扣，脖子‘卡’在哪，要对症下药，不能‘拍脑袋’。”王旭说。但是目前，很多所谓的创新，只不过停留在表面的新品种选育上。“以水稻为例，每年都有大量低端重复新品种‘面世’，号称是来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相反，对于优秀种质资源的研发，由于周期长、投入多、风险大，真正涉足的企业却不多。”王旭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引导企业积极“入局”，让大量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起底层创新的责任。
种质资源的创新有待发力，对于创新的保护力度也得加强。“培养一个好品种经常需要10年以上，可是，常常我们研究的种子还在试验田里，市面上就有人在卖‘套牌’了。”荃银高科一位市场人士告诉记者。
“疏通市场渠道、做大市场规模，政府‘有形之手’不可缺失。”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秦光蔚认为，良好的市场环境需要在细节处日积月累，政府当前要对育种研究进行长期稳定支持，培育扶持优势种业企业，推动产业链纵向整合，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和机制。(记者 李睿哲 陈澄)
